这一阶段还有三个体会：(1)不能一味追求单一的特异性指标，若“证”能找到单一的特异性指标来体现，那说明已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而进入到“病”的范畴。肾阳虚证所见异常指标的阳性率为60%～85%，内分泌轴上也是散在的隐潜性变化。(2)证是一种综合的功能态，它是动态的，可以发展，可以转化，人体生理有强大的调节能力，不断通过反馈机制使机体达到自稳态(Homeostasis)，其病理表现则是调节控制能力失常。(3)从脏腑辨证思路进行研究虽然推论到病理发源地，但还不能找到具体的与证相对应的实体以及调控中心。 

　　80年代中期起从方剂辨证思路着手，中医传统一向着重于从证效关系来判别辨证的正确与否，张仲景的“有是证用是方”显示证的存在可由药物验证而确认。脏腑辨证必须从人体表现的证候外象入手，因此研究对象都是人，人体研究在取材上有所限制，前列阶段的研究认为肾阳虚证的病理发源地在下丘脑亦只能是推论而已。为要验证调控中心是否定位在下丘脑，第二阶段的药物验证需取材下丘脑，这就不得不以动物模型为对象，选用生理性肾虚的老龄鼠以及用外源性糖皮质激素(皮质酮)造成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抑制模拟肾阳虚两种模型，以其病因明确、条件可控、随意取标本，并可用不同的经典方剂进行对比研究，这为阐明病位、找到药物作用于肾阳虚证的调控中心，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1986年观察到补肾益寿片对老年人的血清睾酮有明显提高作用，而用四君子汤则无作用。故将24月龄的老年大鼠分补肾(用补肾益寿片)与对照组，并与4月龄成年大鼠作比较，特取材于下丘脑，结果老年大鼠下丘脑双氢睾酮受体亲和力比成年大鼠明显下降，补肾益寿方药有效改良老年大鼠下丘脑双氢睾酮受体亲和力，说明补肾药可直接作用于下丘脑(2)，并成为肾阳虚证定位研究依据之一。 

　　1990年在补肾与健脾药物验证对比研究中，发现老龄大鼠下丘脑TRH、LRH及下丘脑单胺类递质NE、DA、5-HT、5-HIAA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补肾方药“寿而康”能有效改良老龄大鼠上述各项指标，健脾方药作用不明显，说明补肾药能改良下丘脑儿茶酚胺类神经元机能的老化，而健脾药则不明显(3)，是为肾阳虚证定位研究依据之二。